清朝：清官也難拒“腐敗”(第2頁)

　　而對於那種充當不了隱權力介質的純粹人情，張集馨其實出手並不大方，甚至有點兒吝嗇。比如他給京官們送禮，捨得一擲萬金，可老丈人進京治病向他借兩千兩銀子，他卻沒有答應，只送了300兩，還不大樂意;在陝西當督糧道時，接待要員不敢稍有不周，但老丈人派人來西安向他索要幾頭健騾、幾件狐皮袍，他都沒有答應，甚至覺得老丈人一再索需，“未免不近情理”。

　　人情關係既然具有維持官員權力、隱權力的重要功能，那麼我們就不會奇怪：為什麼帝國官場會發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禮名目，比如“別敬”、“程敬”、“炭敬”、“冰敬”、“三節兩壽”等等。

　　種種名目的送禮慣例，又總稱為“陋規”。儘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會給官員規定送禮的義務，但致送陋規的官場守則無疑是所有官員心照不宣並共同遵守的，連禮金的規格都有了約定俗成的標準。在張集馨生活的道光年間，甚至出現了由省財政部門統籌收取陋規的成例，據《清宣宗實錄》記述，巡撫、布政使與按察使衙門的幕友每年也要收受節壽陋規，由首縣(省衙門駐地的知縣)攤派給各州縣，再由藩司用印札代為催取。

　　致送陋規方面的支出，張集馨也留下了詳細的記錄。他被任命為陝西督糧道時，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禮辭行，共送出別敬一萬七千兩銀子。當時他並無積蓄，錢是向廣東洋行、朋友和西洋人借來的。不過，他任督糧道一年，不但連本帶利還清了借貸，還給儀徵老家寄回一萬多兩銀子，可見督糧道的權力含金量確實非同小可。這筆權力收益當然是來自對百姓錢糧的浮收，張集馨也心中有數，因此“心每不安”。此外，張集馨記錄在案的別敬還有很多，送出的禮金也是一個大數目。

　　張集馨37歲任知府，66歲請假回京，宦遊30年，扣除中間被參革職和丁憂離任的10年，主政一方的時間達20年之久，所送出的各種“敬”究竟有多少呢?據估算，張氏記錄在案的數目，沒有記錄的三節兩壽禮金按較低標準的每年一千兩算，合計起來，20年來他至少送出了十萬兩銀的規禮。

　　至於張集馨收受的規禮，由於他比較剋制，留下的記錄也較少，所以尚無法估算。不過，若說張集馨完全不收下屬“孝敬”，也不可信，因為規禮如果只出不入的話，張集馨只能喝西北風去，而晚年張集馨還有餘錢購置田宅產業，給自己捐加頂戴花翎(捐輸兩次，共花去一萬兩銀)。按當時的白銀購買力折算，十萬兩銀值人民幣1500萬元。以現在的眼光來看，給領導送上一千多萬元，顯然是毫無疑義的行賄罪了。然而在晚清官場，陋規雖陋，卻也不全然是賄賂行私。

　　張集馨擔任陝西督糧道時，陝西的巡撫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。根據張集馨的記錄，林則徐每年都接受張氏五千二百兩禮金，但從林則徐在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寫於陝西巡撫任上的《析產鬮書》這份遺囑性質的文書中可以看出：林則徐的田屋產業約值三萬兩銀，是他從養廉銀中摳出來購置的，“目下無現銀可分”。他還告訴三個兒子：“惟念產微息薄，非儉難敷，各須慎守儒風，省嗇用度。”那麼張集馨每年送他的五千二百兩銀(其他陝西官員致送的禮金姑且不計)到哪裡去了呢?暫時沒有相應的記錄，不過，正如張集馨需要將他的大部分收入拿出來用於官場應酬、人情往來，林則徐為維持其權力，同樣需要支付成本。

　　我們當然可以將當時官場上的人情應酬與送禮政治視為腐敗，但必須看到，這種“腐敗”有“合理”之處。首先，帝國無法提供一種制度化的權力分配預期，官員的權力份額受到各種隱權力因素的侵蝕，為了保持權力份額不流失，官員需要通過人情網絡來獲得隱權力支持。這在當時叫做“通聲氣”、“保位”、“求升擢”、“以幸提挈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