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：清官也難拒“腐敗”

　　從投資用途的角度來看，官員的權力成本可以分為兩種：一是獲得權力的初始成本，任何人要進入官場，首先要拿到官場的入場券;二是初始權力到手後如何維持、保養、增量後繼成本。

　　在捐納體制下，初始成本較容易計算，比如清代為了增加財政收入，大開捐例，各類官帽子明碼標價，根據幾份清代捐納銀數的材料，可以製成一個“賣官價目表”。

　　但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則比較麻煩，以張集馨的科考經歷為例，大略地評估一下他為獲得官員身份所付出的經濟成本。張集馨從5歲入家塾開蒙，到22歲進京捐監，當了17年童生，教育成本有多少呢?

　　舊時，最大筆的教育成本體現為支付給塾師的薪水，稱為“束脩”。根據一些族譜的記載，道光—咸豐年間，江浙一帶家族塾師的束脩每月為五千文左右，折算成銀子大約有四兩。

　　道光元年(1821年)，22歲的張集馨還未取得生員的功名，便帶著200兩銀子進京讀書。按清代規定，未獲得生員資格的考生，如果想參加鄉試，還有個變通的辦法：到國子監捐個監生，相當於到京城的國立大學當自費生，這叫做“捐出身”，有了國子監學生的身份之後，便可以參加在順天府舉行的鄉試了，張集馨準備走的就是這條路子。

　　張集馨捐監時還差點兒出了意外，他帶來的銀子被一個親戚借走且不肯還，幾乎誤了捐監大事，幸虧他的當衛千總的兄長恰好押運漕糧到京，才幫他墊付了捐監的費用。道光二年七月，張集馨捐監、印結等手續辦理完畢，八月便參加了順天府的鄉試，結果高中黃榜，成功晉身為舉人。但在接下來的會試中，張集馨卻榜上無名，三年後的會試，他再一次名落孫山，張集馨一邊鉚足勁兒繼續考進士，一邊接受禮部安排，到一處國立學校當教習，報到時又被索去二十多兩銀子的手續費。

　　道光九年(1829年)，張集馨總算中了新科進士，拿到了一張響噹噹的官場入場券。為著這張入場券，單來計算經濟賬至少也有一千兩銀子了。不過，一千兩銀子的初始成本，與張集馨入仕後為維持、增持其權力值的後繼成本相比，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。

　　張集馨雖非投機鑽營之輩，不過人情應酬都能隨俗，連他自己也承認：“應酬不可謂不厚矣!”那麼，官場應酬的開銷有多大呢?

　　張集馨在福建當汀漳龍道臺(汀漳龍地區一把手)時，閩浙總督顏伯燾被革職，帶著家眷、兵役、隨從等三千多人浩浩蕩蕩打道回鄉，途經漳城。顏總督雖然已去職，但他經營的權力網絡還留在官場上，地方官們自然不敢稍有怠慢，為了招待這位前領導人，既備酒席，又送上“程敬”(以路費名義送出的禮金)，共花去公款一萬兩銀。

　　張集馨記錄得最詳盡的是他任督糧道(相當於財政廳長)時的日常應酬情況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，張集馨獲任陝西督糧道，這是一個公認的肥差，被視為“財神廟住持”。因為是肥差，陝西的官場接待經費也由督糧道負責，張集馨的工作就是終日迎來送往、請客宴樂，根據張集馨的記述，總計下來，一年開銷(包括每年送給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員的禮金)一般都在五萬兩銀上下，這還不包括送給同僚朋友的經濟援助金。

　　一年五萬兩銀的支出，即使在官位比較貴的乾隆朝，也夠捐三頂道臺的官帽子了。那麼張集馨收入幾何?按張氏自述，他每年約有六萬多兩銀子的進項，扣除上述公務應酬與私人用度，已所剩無幾。

　　要在官場上混碗飯吃，與上司、同僚乃至下屬之間多加聯誼是極為重要的事。因為權力需要用人情來維持，而人情則需要用接待來維持。這裡的人情，已不是單純的人際交往，而是一種重要的隱權力介質;這裡的接待，也不是簡單的盡地主之誼，而是持有或增持權力(包括隱權力)的必要成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