湯加鹽大伯伯 作品
第77章商鞅變法(第2頁)
春秋五霸都是先經歷國內變革才先後稱霸，秦穆公稱霸就得益於五羊大夫的輔助，最終成為一方霸主。秦孝公立志圖強，苦無善策，商鞅才高志大，秦孝公自然極力支持。
兩千年前的“真人秀”
在禮崩樂壞的戰國時代，諸侯國以利相交，彼此毫無信譽可言。百姓遭受接連不斷的戰火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，過著有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，他們渴求安定的生活。
百姓只求溫飽，不能與商鞅等人謀劃變革大事，但社會的變革最終要體現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，他們才是變革的最終承擔者。如果國家脫離百姓，只有上層變革，那無論這個國家的上層如何先進，它都只是一隻紙老虎。
商鞅意識到頒佈新法如果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，貫徹執行起來勢必困難重重。在農耕社會，百姓是決定一個國家實力的重要因素。商鞅雖不相信人民的智慧，卻相信人民的力量。為了保證新法在百姓中順利地進行，商鞅認為必須取信於民。
為了取信於民，商鞅在秦國國都城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頭，下令說，只要有人搬木頭到北門，國家賞賜十金作為報酬。
搬動一根三尺長的木頭，賞賜十金，做這麼小的一件事情卻付如此高的酬勞，百姓初時並不相信。很多百姓站在城門外觀望，不知商鞅葫蘆裡賣的什麼藥。觀望者越來越多，卻仍無人向前搬動木頭，商鞅增加賞金到五十金。
作為智識超凡的大才，商鞅不僅對刑罰深有鑽研，對人性更有一套獨特的見解。大概而論，儒家信奉人性本善，要求朝廷不要肆意干預百姓，相信百姓會朝善的一面發展。與儒家不同，法家覺得人性本惡，認為百姓需要朝廷嚴加管理，否則人必趨向壞的一面。
當時，人皆趨利避害，很少有孟子所謂的“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”（《孟子》）。首先，經過春秋、戰國之亂，作為人們行為準則的周禮已經徹底崩潰了。社會上層將周禮當做實現目的的幌子，社會下層直接視周禮如無物。為了生存，很多人都是苟且偷生，內在的道德觀已經崩潰。
商鞅將賞金從十金增加到五十金，就是想以重利誘導百姓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，賞金加到五十金後，百姓人頭攢動，三三五五，交頭低聲商議。人人躍躍欲試，但仍無人敢出來搬木頭。就在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候，人群裡終於走出一個人，他說:“讓我來試試。”說著他就把木頭扛起來，將其搬到了北門。商鞅果真派人賞給那個扛木頭的人五十兩黃金。
這件事傳開後，在秦國引起了轟動。老百姓都相信左庶長商鞅是個言而有信的人。
城門立木，只為取信於民。商鞅通過此事就是想告訴百姓，讓他們相信朝廷。凡是朝廷頒發的詔令，一定言而有信，不問身份尊卑，對有功者必賞，對違法者必罰。
自古以來，“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”都是堂而皇之的謊言。百姓見商鞅做了一件很真實的事，更希望看到商鞅兌現諾言。
經過城門立木一事，百姓記住五十金，記住改革家商鞅，更記住朝廷一定言而有信。在信譽淪喪的戰國，取信於民是眾諸侯國最想做卻最難做的事。商鞅在城門立木，一舉贏得百姓的信任，破除百姓對朝廷的猜疑，為變法贏得了民眾信任的基礎。
宋朝的大變法家兼文人王安石，寫了一首七絕，直接以“商鞅”為名，就是讚頌商鞅能夠取信於民:
自古驅民在信誠，一言為重百金輕。
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。
《商鞅》既表達王安石對商鞅取信於民的敬服，也表示王安石自己渴望取信於民的殷切心情。王安石與商鞅這兩位大改革家，彷彿超越歷史時空的限制，使兩顆改革的心靈相遇。
得到民眾的支持後，商鞅開始正式主持變法。
商鞅一共主持了兩次變法，第一次變法主要包含以下內容:
第一，整理戶籍，命令百姓十家編為一什，五家編為一伍，各家互相監視檢舉；如果有一家人犯法，十家連帶治罪。
在農耕社會，百姓的多寡影響土地的開發程度。商鞅整理戶籍，有助於管理秦國的人口。商鞅施行連坐法，讓百姓互相監督，大大減少了犯罪行為。
第二，如果發現奸惡之人，隱瞞不報的人將被腰斬，告發之人受到的賞賜與上陣斬殺敵首同等，窩藏奸惡之人受到的懲處與投降敵人的人受到的同等。通過第二條法令，秦國就徹底滅除奸惡之人生長的土壤。如果國家沒有奸惡之人，百姓自然相安無事，努力發展生產。
第三，如果一戶人家有兩個壯丁不分家，他們家的賦稅將要翻倍。商鞅強迫成年男子分家，目的就要他們自食其力，共同為發展秦國的生產奮鬥。
兩千年前的“真人秀”
在禮崩樂壞的戰國時代，諸侯國以利相交，彼此毫無信譽可言。百姓遭受接連不斷的戰火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，過著有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，他們渴求安定的生活。
百姓只求溫飽，不能與商鞅等人謀劃變革大事，但社會的變革最終要體現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，他們才是變革的最終承擔者。如果國家脫離百姓，只有上層變革，那無論這個國家的上層如何先進，它都只是一隻紙老虎。
商鞅意識到頒佈新法如果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，貫徹執行起來勢必困難重重。在農耕社會，百姓是決定一個國家實力的重要因素。商鞅雖不相信人民的智慧，卻相信人民的力量。為了保證新法在百姓中順利地進行，商鞅認為必須取信於民。
為了取信於民，商鞅在秦國國都城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頭，下令說，只要有人搬木頭到北門，國家賞賜十金作為報酬。
搬動一根三尺長的木頭，賞賜十金，做這麼小的一件事情卻付如此高的酬勞，百姓初時並不相信。很多百姓站在城門外觀望，不知商鞅葫蘆裡賣的什麼藥。觀望者越來越多，卻仍無人向前搬動木頭，商鞅增加賞金到五十金。
作為智識超凡的大才，商鞅不僅對刑罰深有鑽研，對人性更有一套獨特的見解。大概而論，儒家信奉人性本善，要求朝廷不要肆意干預百姓，相信百姓會朝善的一面發展。與儒家不同，法家覺得人性本惡，認為百姓需要朝廷嚴加管理，否則人必趨向壞的一面。
當時，人皆趨利避害，很少有孟子所謂的“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”（《孟子》）。首先，經過春秋、戰國之亂，作為人們行為準則的周禮已經徹底崩潰了。社會上層將周禮當做實現目的的幌子，社會下層直接視周禮如無物。為了生存，很多人都是苟且偷生，內在的道德觀已經崩潰。
商鞅將賞金從十金增加到五十金，就是想以重利誘導百姓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，賞金加到五十金後，百姓人頭攢動，三三五五，交頭低聲商議。人人躍躍欲試，但仍無人敢出來搬木頭。就在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候，人群裡終於走出一個人，他說:“讓我來試試。”說著他就把木頭扛起來，將其搬到了北門。商鞅果真派人賞給那個扛木頭的人五十兩黃金。
這件事傳開後，在秦國引起了轟動。老百姓都相信左庶長商鞅是個言而有信的人。
城門立木，只為取信於民。商鞅通過此事就是想告訴百姓，讓他們相信朝廷。凡是朝廷頒發的詔令，一定言而有信，不問身份尊卑，對有功者必賞，對違法者必罰。
自古以來，“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”都是堂而皇之的謊言。百姓見商鞅做了一件很真實的事，更希望看到商鞅兌現諾言。
經過城門立木一事，百姓記住五十金，記住改革家商鞅，更記住朝廷一定言而有信。在信譽淪喪的戰國，取信於民是眾諸侯國最想做卻最難做的事。商鞅在城門立木，一舉贏得百姓的信任，破除百姓對朝廷的猜疑，為變法贏得了民眾信任的基礎。
宋朝的大變法家兼文人王安石，寫了一首七絕，直接以“商鞅”為名，就是讚頌商鞅能夠取信於民:
自古驅民在信誠，一言為重百金輕。
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。
《商鞅》既表達王安石對商鞅取信於民的敬服，也表示王安石自己渴望取信於民的殷切心情。王安石與商鞅這兩位大改革家，彷彿超越歷史時空的限制，使兩顆改革的心靈相遇。
得到民眾的支持後，商鞅開始正式主持變法。
商鞅一共主持了兩次變法，第一次變法主要包含以下內容:
第一，整理戶籍，命令百姓十家編為一什，五家編為一伍，各家互相監視檢舉；如果有一家人犯法，十家連帶治罪。
在農耕社會，百姓的多寡影響土地的開發程度。商鞅整理戶籍，有助於管理秦國的人口。商鞅施行連坐法，讓百姓互相監督，大大減少了犯罪行為。
第二，如果發現奸惡之人，隱瞞不報的人將被腰斬，告發之人受到的賞賜與上陣斬殺敵首同等，窩藏奸惡之人受到的懲處與投降敵人的人受到的同等。通過第二條法令，秦國就徹底滅除奸惡之人生長的土壤。如果國家沒有奸惡之人，百姓自然相安無事，努力發展生產。
第三，如果一戶人家有兩個壯丁不分家，他們家的賦稅將要翻倍。商鞅強迫成年男子分家，目的就要他們自食其力，共同為發展秦國的生產奮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