湯加鹽大伯伯 作品
第66章李悝的“選賢任能”
有了魏文侯這樣賢明的君主，還需有一批出謀劃策、決勝千里的能臣。這些能臣多數來自西河之地，且多數都是孔門賢哲卜子夏的弟子。
通常說起儒家，提起儒士，人們總會想起那些峨冠博帶、滿口禮義的書生，這其實是一種誤解。且看孔子自己向弟子傳授知識時，也不是一味地強調繁縟的禮義，而是常常向弟子授以經世致用之學問。比如子夏一脈傳承了孔子這方面的學問，培養了許多經世致用的人才。李悝、吳起、段木乾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子夏是當時孔門二代弟子裡唯一一個在世的大儒，為了增強文化的感召力，魏文侯將年近百歲的卜子夏請到了西河之地，拜之為帝師，一時天下震驚。且說西河，地近秦國，秦人自來便與戎狄通婚，風俗野蠻，被中原諸國視為蠻夷，然則正因為文化落後，所以對中原文化更加嚮往。所以魏文侯選址西河作為子夏講課授學之地，乃是有著從文化上懾服秦人的巧妙打算。其高瞻遠矚、心思細密確叫人拍案。
子夏年事已高，且新逢喪子之痛，哭瞎雙眼。所以真正在西河授課的乃是他的兩名弟子，齊人公羊高和魯人穀梁赤。此二人就是《公羊春秋》和《穀梁春秋》的作者。《春秋》傳說為孔子刪減編訂的史書，公羊高和穀梁赤為《春秋》做解釋，學問流傳下來，就成為《公羊春秋》和《穀梁春秋》。當然，另有更為著名的《左氏春秋》也是三脈《春秋》中的一脈。不過，若論政治影響力，則無疑當推舉《公羊春秋》為最高。因為這派學人最擅長評論政治、臧否人事，最關注現實政治生活，也最多改革、變法的主張——不過正如法家等先秦諸家一樣，其改革與變法都是打著“復古”的旗幟進行的。
經過多年的培育，西河已經出了一大批的人才，而西河學府背後的魏國朝廷，自然成了他們首選的效忠之地。大概魏文侯看到朝堂下志得意滿，亟待發揮才華、成就夢想的濟濟人才，也會有唐太宗那種“天下英雄，入吾彀中矣”的驕傲和興奮。但是所有人才中，魏文侯最看重的是那個為他奠定爭霸實力基礎的李克。
按著白壽彝和黎東方兩位史學大匠的說法，李克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悝，也就是戰國變法的第一人。一般來說，大都把李悝歸入法家，人們或許會奇怪，李悝本是子夏的弟子，而子夏是儒門七十二賢之一，怎麼會調教出一個法家傳人呢？其實這並不足怪。因為孔子是周禮的堅決擁護者，他一直想恢復周禮，從而使天下回復到從前周天子為尊、諸侯為拱的治平局面。然則，法出於禮，二者向來並稱，孔子的思想中也並非沒有法治的因素。比方說，他有句名言，“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”這就是說，孔子也看到了嚴刑峻法的效力，但他更看重仁和禮，所以覺得“齊之以刑”的做法未免有些過火，因為這會讓老百姓“免而無恥”。另，孔子做了魯國大司寇後，首先就誅殺了他認為是“人之奸雄”的少正卯，可見他並非是一個一些人頭腦中想象的永遠慈眉善目的儒者，他也是懂得刑法的手段的。
但李悝之所以成了戰國時期的變法第一人，固然是因為他受到子夏傳下來的孔子刑法思想的薰染，同時也是因為三晉之地風雲變幻、戰火頻仍，逼得李悝不得不走上這一條變法之路。眾人皆知，不論是他的前輩、春秋時期的法家第一人管仲，還是他的後來者，使野蠻落後的秦國一躍而成為天下霸主的商鞅，他們的主張都是富國強兵，而這都是因為生存帶來的壓力。
通常說起儒家，提起儒士，人們總會想起那些峨冠博帶、滿口禮義的書生，這其實是一種誤解。且看孔子自己向弟子傳授知識時，也不是一味地強調繁縟的禮義，而是常常向弟子授以經世致用之學問。比如子夏一脈傳承了孔子這方面的學問，培養了許多經世致用的人才。李悝、吳起、段木乾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子夏是當時孔門二代弟子裡唯一一個在世的大儒，為了增強文化的感召力，魏文侯將年近百歲的卜子夏請到了西河之地，拜之為帝師，一時天下震驚。且說西河，地近秦國，秦人自來便與戎狄通婚，風俗野蠻，被中原諸國視為蠻夷，然則正因為文化落後，所以對中原文化更加嚮往。所以魏文侯選址西河作為子夏講課授學之地，乃是有著從文化上懾服秦人的巧妙打算。其高瞻遠矚、心思細密確叫人拍案。
子夏年事已高，且新逢喪子之痛，哭瞎雙眼。所以真正在西河授課的乃是他的兩名弟子，齊人公羊高和魯人穀梁赤。此二人就是《公羊春秋》和《穀梁春秋》的作者。《春秋》傳說為孔子刪減編訂的史書，公羊高和穀梁赤為《春秋》做解釋，學問流傳下來，就成為《公羊春秋》和《穀梁春秋》。當然，另有更為著名的《左氏春秋》也是三脈《春秋》中的一脈。不過，若論政治影響力，則無疑當推舉《公羊春秋》為最高。因為這派學人最擅長評論政治、臧否人事，最關注現實政治生活，也最多改革、變法的主張——不過正如法家等先秦諸家一樣，其改革與變法都是打著“復古”的旗幟進行的。
經過多年的培育，西河已經出了一大批的人才，而西河學府背後的魏國朝廷，自然成了他們首選的效忠之地。大概魏文侯看到朝堂下志得意滿，亟待發揮才華、成就夢想的濟濟人才，也會有唐太宗那種“天下英雄，入吾彀中矣”的驕傲和興奮。但是所有人才中，魏文侯最看重的是那個為他奠定爭霸實力基礎的李克。
按著白壽彝和黎東方兩位史學大匠的說法，李克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悝，也就是戰國變法的第一人。一般來說，大都把李悝歸入法家，人們或許會奇怪，李悝本是子夏的弟子，而子夏是儒門七十二賢之一，怎麼會調教出一個法家傳人呢？其實這並不足怪。因為孔子是周禮的堅決擁護者，他一直想恢復周禮，從而使天下回復到從前周天子為尊、諸侯為拱的治平局面。然則，法出於禮，二者向來並稱，孔子的思想中也並非沒有法治的因素。比方說，他有句名言，“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”這就是說，孔子也看到了嚴刑峻法的效力，但他更看重仁和禮，所以覺得“齊之以刑”的做法未免有些過火，因為這會讓老百姓“免而無恥”。另，孔子做了魯國大司寇後，首先就誅殺了他認為是“人之奸雄”的少正卯，可見他並非是一個一些人頭腦中想象的永遠慈眉善目的儒者，他也是懂得刑法的手段的。
但李悝之所以成了戰國時期的變法第一人，固然是因為他受到子夏傳下來的孔子刑法思想的薰染，同時也是因為三晉之地風雲變幻、戰火頻仍，逼得李悝不得不走上這一條變法之路。眾人皆知，不論是他的前輩、春秋時期的法家第一人管仲，還是他的後來者，使野蠻落後的秦國一躍而成為天下霸主的商鞅，他們的主張都是富國強兵，而這都是因為生存帶來的壓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