湯加鹽大伯伯 作品
第60章文化方面的各大發展(第2頁)
然而子產所鑄的《刑書》，其具體內容現已無法詳考，不過從《左傳》中的一些記載可知，子產主張嚴刑峻法，這和後來的法家是一樣的。
幾十年後，鄭國的大夫鄧析總結當時各國的法律，編成刑書，並把它寫在竹簡上，即“竹刑”。“竹刑”因是鄧析個人所做，因而起初並沒有法律效力，後來，“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”，“竹刑”才被執政者認可，成為官方的法律。“竹刑”較之“鑄刑書”而言，具有攜帶方便和流傳廣等特點，因而在法律史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。
晉國在“鑄刑鼎”活動之前已多次制定和修改過法律，如晉文公時期就曾制定過“被廬之法”，晉景公時曾修改過晉國之法。雖然晉國此時已經有了成文的法律，但卻都還沒有公之於眾。
公元前513年，在晉國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官方公佈成文法的活動。《左傳》記載:“趙鞅、荀寅帥師城汝濱，遂賦晉國一鼓鐵，以鑄刑鼎，著範宣子所為《刑書》焉。”即趙鞅等人把前任執政範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上，公之於眾，史稱“鑄刑鼎”。
春秋時期除鄭國、晉國外，楚國也曾兩次制定法律，分別是楚文王時制定的僕區之法和楚莊王時的茆門法。此外，楚國還設有《將遁之法》:楚發兵相成，而將遁者誅。不及誅而死，“乃有桐棺三寸，加斧質其上，以殉於國”。
除此以外，宋國也進行了公佈成文法活動，史稱“刑器械”，另外一些諸侯國為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，也都相應地公佈了一些成文法。
春秋時期，由不成文法轉變為成文法，在我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首先，成文法的制定和公佈，終結了法律高深神秘的狀態，使法律得以公之於眾；其次，成文法的公佈，使新興階層的利益得到保障，從而推動了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和社會歷史的前進步伐。再次，成文法公佈後，禮制被法制所取代，這為後來法家立法打下了基礎；最後，成文法的出現，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，順應了歷史的潮流，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。
微言大義，《春秋》說了什麼
《春秋》被譽為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，被列為儒家的重要典籍。《春秋》主要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到魯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間的魯國的歷史，因而《春秋》這本書就是魯國的編年史。《春秋》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名字《麟經》，《春秋》寫作手法上詞語簡練，對歷史事件的描寫上言簡意賅，全書共一萬八千餘字。
由於《春秋》語言精練的特點，便出現了對它進行詮釋的作品，被稱為“傳”。最為著名的就是“春秋三傳”，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春秋公羊傳》和《春秋轂梁傳》。
《春秋公羊傳》是公羊高所著，《春秋穀梁傳》是穀梁赤所著，這兩本書都是在西漢初年寫成。這兩本書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力圖闡述孔子的“微言大義”，詮釋出孔子所輯《春秋》的真正意圖。
《春秋左氏傳》是春秋晚期的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，此書又被稱為《左傳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左丘明是與孔子同時代人，因而左丘明對於春秋的詮釋勢必要比後人更為準確和真實。而且，孔子對於左丘明的評價很高，兩人的性情也十分相近，《論語·公冶長》中的記述就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: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”孔子拿自己與左丘明同類並舉，足見孔子對左丘明的看重。如此說來，《左傳》才能真正體現孔子的真意。
作為史官的左丘明在詮釋《春秋》的時候，充分重視了這本書的歷史價值，在歷史事件的描繪上加重了筆墨。左丘明尤為擅長敘事，在敘述歷史事件時，條理清晰、內容詳實，使人們更好地瞭解了《春秋》中所提及的那些事件。此外，《左傳》在刻畫人物和記述辭令方面十分突出，描寫人物時細緻入微，而在描寫人的辭令之時又言辭巧妙、鞭辟入裡。正是《左傳》的這些特點，彌補了《春秋》作為史書的不足，同時《左傳》的藝術表現力上也要比《春秋》更為優秀。
魏晉時期，人們開始在《春秋》的經文後面附上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春秋公羊傳》和《春秋穀梁傳》的傳文，現在人們所看到的多是三傳。
對於孔子為什麼要輯《春秋》，早在西漢的司馬遷就給人們帶來了一種解釋。《史記》中是這樣描述孔子的動機的:“餘聞董生曰:‘周道衰廢，孔子為魯司寇，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為天下儀表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”從司馬遷的態度來看，孔子輯《春秋》是因為“周道衰微”，諸事不行、道德不在，與其說一些沒有用的說教，不如讓真實的事件說話，以此警戒世人。
由此可見，孔子輯《春秋》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要記述歷史，而是要以歷史上發生的諸多事件來警示世人，周禮已經不復，希望世人能夠迴歸到周初的禮制之中。因而，孔子的傾向性已經十分明確，能夠復歸周禮的就是好的，反之就是壞的，這對於《春秋》的史學價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。我國著名學者胡適曾經這樣評價過:“《春秋》那部書，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，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……《春秋》的宗旨，不在記實事，只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。”可以說，胡適一語道破了《春秋》的寫作目的和內在價值。
《春秋》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一部政治學著作。古往今來有不少人對《春秋》進行闡釋，不斷探求孔子的政治理想和執政理念，有人提出將《春秋》亦經亦史來看待，這似乎更加契合孔子著書的本意，能夠讓人更好地來認識這部書、讀懂這部書。《春秋》是中國文化典籍中的一件瑰寶，是值得後人不斷研習和探索的一部經典。
《詩經》也稱為“詩”或“詩三百”。它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，共收錄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。它開創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風格，展現了中國周代時期的社會生活，將中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時期的歷史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。
《詩經》“六藝”指的是風、雅、頌、賦、比、興。《周禮·春官大師》中記載:“教六詩:曰風、曰賦、曰比、曰興、曰雅、曰頌”。所謂風、雅、頌，是指《詩經》按音樂劃分的三個類別。
“風”即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。“風”共一百六十篇，主要包括周南、召南、邶風、衛風、王風、魏風、秦風、豳風等，也稱為十五國風，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。“風”是《詩經》中文學成就最高的部分，它源於最鮮明的百姓生活，其中有對美好或哀慼愛情的吟唱，也有表達遊子徵人對故土、家人的懷戀，更有對剝削壓迫的怨嘆與憤怒。
幾十年後，鄭國的大夫鄧析總結當時各國的法律，編成刑書，並把它寫在竹簡上，即“竹刑”。“竹刑”因是鄧析個人所做，因而起初並沒有法律效力，後來，“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”，“竹刑”才被執政者認可，成為官方的法律。“竹刑”較之“鑄刑書”而言，具有攜帶方便和流傳廣等特點，因而在法律史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。
晉國在“鑄刑鼎”活動之前已多次制定和修改過法律，如晉文公時期就曾制定過“被廬之法”，晉景公時曾修改過晉國之法。雖然晉國此時已經有了成文的法律，但卻都還沒有公之於眾。
公元前513年，在晉國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官方公佈成文法的活動。《左傳》記載:“趙鞅、荀寅帥師城汝濱，遂賦晉國一鼓鐵，以鑄刑鼎，著範宣子所為《刑書》焉。”即趙鞅等人把前任執政範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上，公之於眾，史稱“鑄刑鼎”。
春秋時期除鄭國、晉國外，楚國也曾兩次制定法律，分別是楚文王時制定的僕區之法和楚莊王時的茆門法。此外，楚國還設有《將遁之法》:楚發兵相成，而將遁者誅。不及誅而死，“乃有桐棺三寸，加斧質其上，以殉於國”。
除此以外，宋國也進行了公佈成文法活動，史稱“刑器械”，另外一些諸侯國為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，也都相應地公佈了一些成文法。
春秋時期，由不成文法轉變為成文法，在我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首先，成文法的制定和公佈，終結了法律高深神秘的狀態，使法律得以公之於眾；其次，成文法的公佈，使新興階層的利益得到保障，從而推動了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和社會歷史的前進步伐。再次，成文法公佈後，禮制被法制所取代，這為後來法家立法打下了基礎；最後，成文法的出現，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，順應了歷史的潮流，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。
微言大義，《春秋》說了什麼
《春秋》被譽為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，被列為儒家的重要典籍。《春秋》主要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到魯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間的魯國的歷史，因而《春秋》這本書就是魯國的編年史。《春秋》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名字《麟經》，《春秋》寫作手法上詞語簡練，對歷史事件的描寫上言簡意賅，全書共一萬八千餘字。
由於《春秋》語言精練的特點，便出現了對它進行詮釋的作品，被稱為“傳”。最為著名的就是“春秋三傳”，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春秋公羊傳》和《春秋轂梁傳》。
《春秋公羊傳》是公羊高所著，《春秋穀梁傳》是穀梁赤所著，這兩本書都是在西漢初年寫成。這兩本書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力圖闡述孔子的“微言大義”，詮釋出孔子所輯《春秋》的真正意圖。
《春秋左氏傳》是春秋晚期的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，此書又被稱為《左傳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左丘明是與孔子同時代人，因而左丘明對於春秋的詮釋勢必要比後人更為準確和真實。而且，孔子對於左丘明的評價很高，兩人的性情也十分相近，《論語·公冶長》中的記述就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: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”孔子拿自己與左丘明同類並舉，足見孔子對左丘明的看重。如此說來，《左傳》才能真正體現孔子的真意。
作為史官的左丘明在詮釋《春秋》的時候，充分重視了這本書的歷史價值，在歷史事件的描繪上加重了筆墨。左丘明尤為擅長敘事，在敘述歷史事件時，條理清晰、內容詳實，使人們更好地瞭解了《春秋》中所提及的那些事件。此外，《左傳》在刻畫人物和記述辭令方面十分突出，描寫人物時細緻入微，而在描寫人的辭令之時又言辭巧妙、鞭辟入裡。正是《左傳》的這些特點，彌補了《春秋》作為史書的不足，同時《左傳》的藝術表現力上也要比《春秋》更為優秀。
魏晉時期，人們開始在《春秋》的經文後面附上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春秋公羊傳》和《春秋穀梁傳》的傳文，現在人們所看到的多是三傳。
對於孔子為什麼要輯《春秋》，早在西漢的司馬遷就給人們帶來了一種解釋。《史記》中是這樣描述孔子的動機的:“餘聞董生曰:‘周道衰廢，孔子為魯司寇，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為天下儀表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”從司馬遷的態度來看，孔子輯《春秋》是因為“周道衰微”，諸事不行、道德不在，與其說一些沒有用的說教，不如讓真實的事件說話，以此警戒世人。
由此可見，孔子輯《春秋》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要記述歷史，而是要以歷史上發生的諸多事件來警示世人，周禮已經不復，希望世人能夠迴歸到周初的禮制之中。因而，孔子的傾向性已經十分明確，能夠復歸周禮的就是好的，反之就是壞的，這對於《春秋》的史學價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。我國著名學者胡適曾經這樣評價過:“《春秋》那部書，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，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……《春秋》的宗旨，不在記實事，只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。”可以說，胡適一語道破了《春秋》的寫作目的和內在價值。
《春秋》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一部政治學著作。古往今來有不少人對《春秋》進行闡釋，不斷探求孔子的政治理想和執政理念，有人提出將《春秋》亦經亦史來看待，這似乎更加契合孔子著書的本意，能夠讓人更好地來認識這部書、讀懂這部書。《春秋》是中國文化典籍中的一件瑰寶，是值得後人不斷研習和探索的一部經典。
《詩經》也稱為“詩”或“詩三百”。它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，共收錄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。它開創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風格，展現了中國周代時期的社會生活，將中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時期的歷史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。
《詩經》“六藝”指的是風、雅、頌、賦、比、興。《周禮·春官大師》中記載:“教六詩:曰風、曰賦、曰比、曰興、曰雅、曰頌”。所謂風、雅、頌，是指《詩經》按音樂劃分的三個類別。
“風”即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。“風”共一百六十篇，主要包括周南、召南、邶風、衛風、王風、魏風、秦風、豳風等，也稱為十五國風，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。“風”是《詩經》中文學成就最高的部分，它源於最鮮明的百姓生活，其中有對美好或哀慼愛情的吟唱，也有表達遊子徵人對故土、家人的懷戀，更有對剝削壓迫的怨嘆與憤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