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章 鑄刑于鼎(1)

    公元前513年冬，趙鞅、中行寅奉命率兵前往汝水岸邊築城。工程完畢後，二人在當地徵用了四百八十斤鐵，用於鑄造刑鼎，並將“範宣子刑法”鑄在鼎上。



    此舉一出，立刻引發輿論的軒然大波。



    先是晉國史官蔡墨，他大驚失色，怒氣衝衝的痛斥二者。“士氏、中行氏這是要自取滅亡！中行寅身為下卿，擅鑄刑鼎，以為國法，可稱得上是違背法令的賊人。”



    “範宣子刑法，違反‘被廬之法’，乃是亂法。明知是亂法，卻仍布之天下，士氏也有不可推卸之責。”



    “趙氏參與其中，怕是不得已，若能修德，恐能免禍。否則，後果不堪設想。”



    消息傳到魯國，大聖人孔子氣得七竅生煙，渾身顫抖。“晉國恐怕要滅亡了吧！此舉是失掉法度，罪不可恕。晉國應當遵守唐叔傳下來的法度，作為百姓的準則。”



    “卿大夫按照尊卑位次維護它，百姓才能尊敬貴人，貴人因此得以守住家業。貴賤有別，方為法度。文公依次設立執掌官職位次的官員，作被廬之法，以為盟主。而今廢棄這個法令，鑄造刑鼎，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條文，還用什麼來尊敬貴人？貴人還有何家業可保守？”



    “貴賤無序，如何治理國家？範宣子的刑書，是在夷地檢閱時制定的，是違犯晉國舊禮的亂法，怎麼能把它當成律法呢？”



    蔡墨可稱得上是智者，孔子又被後世稱為聖人，二人對“鑄刑于鼎”為何都如出一轍的反對？他們提到的“範宣子刑法”、“被廬之法”、“叔虞之法”又是什麼？要想揭開答案，必須回顧晉國的法制發展史。



    法制的發展，與生產力的發展密切相關，跟時代的脈搏緊緊相扣。



    周朝初年，天下已定，周武王去世，周成王繼位天子。成王年紀尚幼，由叔父周公旦攝政。



    八年後，周朝諸侯國唐國（地處黃河、汾河東面，方圓約一百里。）發生叛亂，威脅周王室河東地區。周公旦果斷出兵，很快平息了唐國的叛亂。為防反對勢力死灰復燃，周公旦下令，將唐國居民遷至杜地，部分周王室子孫則被遷到唐地。



    兩年後，恰逢周成王要給同母弟弟叔虞分封，成王便將唐地分封給弟弟。史上稱叔虞為唐叔虞，便是由此得來。後來，叔虞的兒子姬燮繼位後，將唐國遷到晉水之旁，國號也由唐改為晉，就是現在的晉國。



    唐地處夏人故墟，四周被戎狄環繞，再加叛亂剛剛平息，局勢動盪不定，民族矛盾尖銳。叔虞去到唐後，發現形勢十分嚴峻。最終，他秉持“啟以夏政，疆以戎索”的原則，因地制宜，因勢利導，把唐國治理得井井有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