趙旻顏良 作品
第四章 鶴關音信斷，龍門道路長上(第3頁)
（袁紹）與張孟卓（張邈）、何伯求（何顒）、吳子卿、許子遠（許攸）、伍德瑜（伍瓊）等皆為奔走之友。--《英雄記》
（韓）馥懷懼，從（袁）紹索去，往依張邈。後紹遣使詣邈，有所計議，與邈耳語。馥在坐上，謂見圖構，無何，起至溷（廁所）自殺。--《魏書袁紹傳》
韓馥見狀，知道末日到來，如廁自盡，結束了自己的悲慘人生。
韓馥“性素恇怯”，確係庸才；
但是韓馥讓位，卻也不完全是闇弱個性導致。
在兩漢的察舉制度下，“二重君主觀”盛行，郡吏只知有郡守，不知有天子。
所謂“二重君主觀”，通俗解釋便是：
我附庸的附庸，不算是我的附庸。
郡守因此被稱作“郡朝”或“本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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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便是所謂“郡國本位化”。
（劉）寵勞之曰：“父老何自苦？”對曰：“山谷鄙生，未嘗識郡朝（指太守）。”--《後漢書劉寵傳》
將吏士民皆垂泣曰：“明府（廣陵人臧洪）與袁氏本無怨隙，今為本朝（指廣陵太守張超）郡將之故，自致殘困。”--《魏書臧洪傳》
同時，不同轄區之間，官員又互不統屬，因此“外來和尚難唸經”。
本縣的縣令，可以公開駁斥外州郡守的面子。
比如賈逵出任弘農太守時，軍屯區的屯田都尉（位比縣令）便敢“言語不順”。
（賈）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。都尉自以不屬（弘農）郡，言語不順。--《魏書賈逵傳》
孫堅出任長沙太守時曾想“越境征討”，遭遇主簿阻撓；
孫堅北上南陽時，太守張諮又拒絕調撥軍糧，理由是“孫堅鄰郡二千石，不應調發”。
（孫）堅到南陽，移檄太守請軍糧。（張）諮以問綱紀，綱紀曰：“（孫）堅鄰郡二千石，不應調發。”（張）諮遂不與。--《英雄記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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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廣來曾指出：“皇權世俗化、士大夫家族化、郡國本位化是漢末喪亂的關鍵因素。”
因此韓馥與袁紹的關係，其實可以視作“郡國本位化”的一種變態形式。
注意：此事詳見衛廣來《漢魏晉皇權嬗代》。
韓馥是“袁氏故吏”，受袁紹宗族的舉薦而出仕，因此他與袁氏之間，存在著“恩主”與“門生”關係。
雖然這種隱性關係沒有被正式制度化，但長期存在併發揮作用。
韓馥名為一方藩鎮，但他既非冀州人，出鎮時間又短（189-191），在河北地方毫無根基。
因此他在“州里人”袁紹面前，便不自覺地矮了一頭。
何況袁紹家族是韓馥的仕途舉主，佔據君臣綱常的名分。
韓氏“世為著姓”，伏膺儒教，因此才會說出“度德而讓，古人所貴”的言論。
復旦大學教授韓升，在論述東漢滅亡始末時，曾歸因於“思潮紛起”與“道德摒棄”，即思想文化層面的失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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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此事詳見《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》，作者仇鹿鳴，撰序者韓升。
同樣出身於汝穎大族，“好遊俠”的袁紹，戰勝了“尚德行”的韓馥，側面反映了儒教倫理秩序在亂世中的崩潰與瓦解。
同時，另一批崇尚刑名之學的潁川名士（荀攸、郭嘉、趙儼、鍾繇）逐漸崛起，也預示著法家的昌盛時代即將來臨。
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。
韓馥的個人命運，與時代背景和學術風氣息息相關，探究其榮辱曲折，有助於理解歷史變動的實質。
漢末三國很多記載，若不結合彼時的背景和環境，確實很難理解！
這也是許多浮於表面、不明內情的小學生誕生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因為我們看到的記載，若按照我們現代人的價值觀來分析理解，或許與彼時的真實情況南轅北轍。
諸君不必擔憂，雲某自當負責為諸君解讀。
最後再強調一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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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深入研究解讀漢末三國曆史，雲某愈發認為，隱於種種陰暗血腥之下的，實則是無數浩然英雄之氣。
所以，羅先生才能寫出英雄氣馳騁縱橫的《三國演義》！
悲哉！
大哉！
壯哉！
（韓）馥懷懼，從（袁）紹索去，往依張邈。後紹遣使詣邈，有所計議，與邈耳語。馥在坐上，謂見圖構，無何，起至溷（廁所）自殺。--《魏書袁紹傳》
韓馥見狀，知道末日到來，如廁自盡，結束了自己的悲慘人生。
韓馥“性素恇怯”，確係庸才；
但是韓馥讓位，卻也不完全是闇弱個性導致。
在兩漢的察舉制度下，“二重君主觀”盛行，郡吏只知有郡守，不知有天子。
所謂“二重君主觀”，通俗解釋便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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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便是所謂“郡國本位化”。
（劉）寵勞之曰：“父老何自苦？”對曰：“山谷鄙生，未嘗識郡朝（指太守）。”--《後漢書劉寵傳》
將吏士民皆垂泣曰：“明府（廣陵人臧洪）與袁氏本無怨隙，今為本朝（指廣陵太守張超）郡將之故，自致殘困。”--《魏書臧洪傳》
同時，不同轄區之間，官員又互不統屬，因此“外來和尚難唸經”。
本縣的縣令，可以公開駁斥外州郡守的面子。
比如賈逵出任弘農太守時，軍屯區的屯田都尉（位比縣令）便敢“言語不順”。
（賈）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。都尉自以不屬（弘農）郡，言語不順。--《魏書賈逵傳》
孫堅出任長沙太守時曾想“越境征討”，遭遇主簿阻撓；
孫堅北上南陽時，太守張諮又拒絕調撥軍糧，理由是“孫堅鄰郡二千石，不應調發”。
（孫）堅到南陽，移檄太守請軍糧。（張）諮以問綱紀，綱紀曰：“（孫）堅鄰郡二千石，不應調發。”（張）諮遂不與。--《英雄記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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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韓馥與袁紹的關係，其實可以視作“郡國本位化”的一種變態形式。
注意：此事詳見衛廣來《漢魏晉皇權嬗代》。
韓馥是“袁氏故吏”，受袁紹宗族的舉薦而出仕，因此他與袁氏之間，存在著“恩主”與“門生”關係。
雖然這種隱性關係沒有被正式制度化，但長期存在併發揮作用。
韓馥名為一方藩鎮，但他既非冀州人，出鎮時間又短（189-191），在河北地方毫無根基。
因此他在“州里人”袁紹面前，便不自覺地矮了一頭。
何況袁紹家族是韓馥的仕途舉主，佔據君臣綱常的名分。
韓氏“世為著姓”，伏膺儒教，因此才會說出“度德而讓，古人所貴”的言論。
復旦大學教授韓升，在論述東漢滅亡始末時，曾歸因於“思潮紛起”與“道德摒棄”，即思想文化層面的失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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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樣出身於汝穎大族，“好遊俠”的袁紹，戰勝了“尚德行”的韓馥，側面反映了儒教倫理秩序在亂世中的崩潰與瓦解。
同時，另一批崇尚刑名之學的潁川名士（荀攸、郭嘉、趙儼、鍾繇）逐漸崛起，也預示著法家的昌盛時代即將來臨。
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。
韓馥的個人命運，與時代背景和學術風氣息息相關，探究其榮辱曲折，有助於理解歷史變動的實質。
漢末三國很多記載，若不結合彼時的背景和環境，確實很難理解！
這也是許多浮於表面、不明內情的小學生誕生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因為我們看到的記載，若按照我們現代人的價值觀來分析理解，或許與彼時的真實情況南轅北轍。
諸君不必擔憂，雲某自當負責為諸君解讀。
最後再強調一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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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深入研究解讀漢末三國曆史，雲某愈發認為，隱於種種陰暗血腥之下的，實則是無數浩然英雄之氣。
所以，羅先生才能寫出英雄氣馳騁縱橫的《三國演義》！
悲哉！
大哉！
壯哉！